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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瑞璞朱博偉合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旗袍史稿》正式出版

                          •   我校服裝藝術與工程學院劉瑞璞教授和在讀博士研究生朱博偉合著的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成果《旗袍史稿》,近日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旗袍史稿》書影

                              

                              《旗袍史稿》是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國服旗袍史稿》(17FYS016)的結項成果。該項目自2017年9月立項以來,根據專家評審意見進行修改,并通過各地檔案館、博物館以及民間收藏等渠道搜集了大量史料,成書較報審稿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內容,共補充文獻 140 余篇(部)、圖像史料70 余幅、標本6例,極大提升了成果內容的豐富性和史料價值。特別是在立項后,作者在臺灣、香港和澳門進行的學術調查,彌補了旗袍歷史三個分期理論中定型時期的重要史料和實證。作者在執行過程中嚴格遵照《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實施辦法》等規定,根據項目申請書的計劃在2018年底前完成了書稿的撰寫,并參考《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出版技術標準》同步進行成果的版式和裝幀設計,在規定時間內順利完成鑒定工作。成果經出版社四審四校和兩次核紅樣調整,基于學術專著的考慮在四審時更名為《旗袍史稿》,歷時三年九個月于本月付印。

                              

                            作者與香港服裝業工會同仁合影 (右起陳惠賢、勞智榮、馮婉嫻、劉瑞璞、

                            馮萬如、邱復興、梁子俊、朱博偉)

                             

                            《國服旗袍史稿》結項證書(證書號:20195278)

                              

                              本書基于文獻、圖像、實物史料的系統研究和整理,總結出旗袍古典、改良和定型的三個分期理論,并梳理了旗袍結構的史料譜系。當今學界普遍認為旗袍從初興、繁盛到衰落,主要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末,但基本表現為有史無據。系統的史料研究表明旗袍歷史存在三個分期,即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古典時期,30年代初到50年代末的改良時期和60年代以后的定型時期,傳統研究的重點落到了“改良旗袍”上,時間也大概是整個民國時期。然而依照史學研究的邏輯,一種歷史事項總會有產生的基礎、過渡和演成的結果,就文獻完整性而言,“改良旗袍”無論再怎么研究,既不能釋明產生的基礎,也不能揭示演成的結果,它只是旗袍的過渡形態。旗袍史稿試圖完善這種史料系統,也是它的基本任務。

                              事實上,旗袍三個分期的關鍵不在于事時的市井文獻(雜志、報刊等)、文藝作品和小說上,而在于對官方文獻(文書、條例等)、技術文獻和標本的研究上,這也正是破解傳統研究“有史無據”的良方。官方文獻一定會涉及到“服制”內容和執行情況的記錄,“條例”清楚地記錄了旗袍從古典到改良的線索。結合技術文獻的考證與實物互證研究顯示,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后,改良旗袍標志性的“獨幅旗袍料”裁剪和“挖大襟”技術才出現,并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初,由此以確鑿的證據劃定了改良旗袍之前的古典旗袍與之后的定型旗袍的范圍。定型期作為旗袍的最后輝煌,發生在我國香港和臺灣,也是技術文獻和實物研究互證得出的結論,并填補了這個時期的空白。

                              因此說,本書首次以全方位的史料文獻和實物研究,將旗袍三個分期的系統面貌呈現出來。命名“史稿”則是基于當今研究現狀的考量,現在為旗袍修史還為時過早,畢竟有史無據是旗袍研究的現狀,為史考據正是本書的基本任務,成果提出的旗袍三個分期理論及其歷史發展脈絡與結構特征,特別是技術文獻整理和實物研究只是修史的基礎性工作,力求還旗袍一個完整、客觀、真實的史稿。當然,針對旗袍三個分期理論的歷史價值、學術貢獻和如何適應新時代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背景下的旗袍文化發展與實踐仍有繼續深入研究的空間。

                              《旗袍史稿》作為劉瑞璞教授創立的中華傳統服飾結構考據學派又一力作,亦是近40年學術積累的成果,同時作為“中國傳統服飾文化搶救傳承與設計創新博士項目”近現代中國服裝史的重要課題,從碩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的專題研究至今也已有8年多的學術探索。最終形成了以史學研究為綱、以結構研究為據、以應用研究為鑒的“旗袍史稿”研究新思路,亦是我國旗袍理論研究、文獻建設的一次開創性工作與實踐,對中國近代服裝史研究提供了一種學術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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